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瓷器作为承载物质文明的载体，它集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收藏价值等于一体，一直以来，在对外交流活动中都充当着传播介质的重要角色，它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瓷器所到之处，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在精神意志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丰富了海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并直接改变了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风俗习惯，成了世界许多国家日用生活品的替代品。约卡诺说：“无论是直接贸易或间接贸易，在这种接触中，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通过贸易才使新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接触到菲律宾人的文化中去，这个评价也大致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诸蕃志》记载：流眉国（今马来半岛）“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匙筋，掬而食之。”苏吉旦（今爪哇）“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事，食已则弃之。”《明史·外国传》载：“文郎马神（今印尼加里曼丹）初用焦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瓷器”。东南亚这些国家，原本“饮食不用器皿”，中国瓷器输入以后，成了他们理想的生活用具，从而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

越窑青瓷输入日本以后，被当作各种日用生活用器和艺术品，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在日本，“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日本天皇常将中国瓷器作为国宝赐给有功之臣，作为至高无上的嘉奖，中国瓷器在日本占有极高的地位。越窑青瓷在日本的宫廷中还被作为装饰墙壁用，以美化环境。

其次，瓷器的大量外销，具有多重影响。如果说“丝绸之路”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从唐代中后期开始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给国外人们的文化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的内涵。

1、直接促使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

仅从佛教文化看，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我国后，便在瓷器上体现出来。最初是用佛像直接装饰到越窑瓷器上，如三国、西晋时期的瓷器；西晋以后逐渐出现忍冬草、莲瓣、飞天等纹饰，隋唐以后演变为中国民族化的佛教纹饰，丰富了越窑青瓷的装饰手法和造型内容，体现了中国工艺文化的多元性，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

再从销往海外的中国瓷器上看，经常发现有商业广告文字、或是宗教用语等。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三耳壶瓷器上有“郑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字样。在该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三耳壶上发现了“卞家小口天下”的题文。在泰国林门波遗址发现有一件长沙窑碗，碗心有用绿色书写的“真主仆人”的字样。无独有偶，1980年在江苏扬州萧家山唐墓中发现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的字样的背水壶瓷器。这种伊斯兰教的文化基因，让中国瓷器与阿拉伯世界又多了一层难以割舍 亲缘关系。

如果说上述史料仅仅是偶然的话，那么由中国黑瓷文化所产生的日本“茶道”却是根深蒂固。中国黑瓷文化的美学内涵大多是通过茶文化体现出来的，随着宋徽宗等人的远去和斗茶文化的衰落，黑釉盏类的黑瓷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茶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日本人将这种黑色的茶盏称为“天目”。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国内或日本的茶馆里看到日本人表演“茶道”。

历史上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是深入广泛的。中国古陶瓷在日本被用做食器、饮器、容器装饰器、崇拜器、礼器、艺术收藏品等。上得天皇亲眯，下受臣民喜爱。日本史籍《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中说：“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中岛健藏也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淡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2、直接推动了各国、各地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传播，诱发了世界各国手工业的空前发展和繁荣。

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引导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唐末以后，越窑青瓷一直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厚爱，并一度取代丝绸成为中国海外贸易中宗的物品；由于瓷器不同于丝绸，是易碎物品且易占空间，运输量不大，于是作为日用消费品的越窑瓷器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仿制越窑青瓷，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的发展。

日本是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就开通了通往日本的航道；到唐朝时，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全面而广泛的影响。在民间贸易中，唐时中国输往日本最多的瓷器是越窑青瓷，其次是长沙窑瓷器。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中国陶瓷工艺垂慕已久，早在5世纪时，日本天皇就派使臣到朝鲜，邀请我国匠师前往日本传授技艺，其中包括陶部的汉族手工艺匠师数十人。八世纪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陶瓷的仿制；日本猿投窑烧制的淡青釉陶器，其烧造方法是模仿越窑青瓷，造型和纹饰也受到越青瓷影响，出现了越窑青瓷花纹同样的暗花。另一种绿釉陶器，呈淡绿色，类似于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也刻有与越窑青瓷钵花纹相同的暗花；中国陶瓷对日本的影响正象中岛健藏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法说明日本的传统工艺美术。”

朝鲜，古称高丽，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远在唐代越窑青瓷就传到了朝鲜，十世纪初，朝鲜人就学会了仿造中国青瓷的技术；十一世纪末，高丽陶工仿照越窑青瓷烧成了青釉瓷器，时称“高丽秘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太平老人袖中锦》评：“高丽秘色”与“定窑”同称“天下”。1123年北宋徐竟出使高丽后著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叙述：“有狻香炉，亦翡色，······此物最精。其余则越州古秘色。”可见，高丽人仿造越窑瓷器取得了巨大成就。

此外，在亚洲的其他国家如：泰国、伊朗（古称波斯）等也相继模仿越窑青瓷，形成了自己的陶瓷艺术。

3、活跃了世界各国商业贸易，开通了世界市场，间接刺激了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海外殖民掠夺。

17世纪以前，欧洲人对中国陶瓷还很陌生，直到1517年，葡萄牙开僻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道到达中国广州以后，才开始了中国瓷器运销欧洲的历史，但当时数量极少。据说1607年法国太子用一只中国瓷碗喝肉汤，已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当时只有国王和贵族才买得起贵重珍品。英国与中国瓷器的贸易始于1600年的东印公司时期。英国东印公司18—19世纪中期英国政府特许设立，对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经营贸易和进行殖民活动的组织。在17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主要是荷兰人控制，17世纪末开始，英国和法国开始控制欧洲与中国的瓷器贸易。1685年，英国派遣了商船‘中国商人’号到达福建厦门，次大批运载了中国瓷器和茶叶等物品回国。1699年，一艘名叫‘马克利斯菲尔’的英国商船来到广州，运载了53箱瓷器回到英国，随后在广州设立了东印度公司；1701年1月20日在广州入港的‘艾登’号装有瓷杯10万个，值银1.7万两；1716年英国‘赛杂纳’号装有价值5.4万两银的瓷器返回英国；1717年‘埃塞克斯’号装有30.5万件瓷器回国；1720年‘埃塞克斯’号又装载了瓷器112箱及500包；1723年‘蒙塔格’号装有485箱瓷器回国；1735年，英国商船‘格拉富圈’号和‘哈雷林’号，分别从广州和厦门返航，共运载了24万件中国瓷器；1755年，英国在宁波开僻了贸易港，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1866年5月，英国‘燃烧的十字架’号商船从福建返航，也带走大量的瓷器和乌龙茶。

从17世纪开始，中国输往欧洲瓷器的数量非常巨大，据欧洲学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统计，从1602—1682年，就有1600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船运到荷兰和世界各地；19世纪沉没在麻六甲丹绒比拉拉海域的英国商船‘戴安娜’号，共装载了180大箱各类瓷器（《南洋商报》1994年5月4日）：1994年6月10日《南洋商报》又报道，从麻六甲海域‘戴安娜’号用附近共捞出500余箱，计2.3万件，除3000件放在海事博物馆的货仓展出，其他在佳士得拍卖行拍卖。这段史料中的详实数据，便充分说明了上述观点。

再次，瓷器的文化传播功能是其在对外交流活动有着其他任何物品所不能代替的尊贵地位。享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中国热”现象，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从根本上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

英国是世界上研究中国古陶重要中心之一，现在收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博物馆、伦敦大学大伟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牛津东方艺术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馆、剑桥大学博物馆、剑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的大量古物和高品质的瓷器是的明证。

日本也是中国古陶瓷研究重要中心之一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为世瞩目。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考古遗存，还是流传于世的瓷器、书画，均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这其中除欧美学者外，日本学者作出的贡献相当大。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探究精神更是令世界陶瓷学界钦佩，三上次男、小山富士夫、三杉隆敏、上田恭辅、矢部良明等一连串陶瓷学界熟悉的名字，一次次写进中国陶瓷研究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多次被中外研究学者参考和引用。日本学者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贡献，欧美学者是难以企及的，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的亲和性是日本学者取得这一优势的必要条件。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陶瓷除有先天的语言文学、相似的历史情境等条件外，日本本国的中国陶瓷的出土和富有的公私收藏为其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实证。据北京文物研究所的刘兰华先生提供的资料，日本仅收藏有中国宋代瓷器的单位就达40余家之多。日本开放的文化环境和尊重传统文化的普遍心态为中国陶瓷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

日本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主要有三个有观点：日本本国（包括近海）的出土和收藏；中国本土的陶瓷；海外（包括近海）的出土和收藏；日本学者对陶瓷的兴趣不仅局限于本国陶瓷的研究，同时也将更多的目光关注海外陶瓷的考古发现。在东南亚、中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等出土、收藏中国夏天陶瓷较多的地区都留下了日本学者探寻和研究的足迹。这其中，三上次男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三上次男是日本的陶瓷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1907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从中国历史入手研究中国古陶瓷著有《金代女真族研究》、《金史研究》、《古代东北亚研究》、《波斯陶器研究》、《波斯、埃及和土耳其的陶器》、《托普卡普萨拉伊的中国陶瓷》等历史著作和陶瓷著作。与其他古陶瓷的研究学者一样，他们都深谙中国历史和文学。三上次男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足迹遍及埃及、伊朗、印度、东南亚各国，并遍览土耳其和欧美的博物馆。或亲自参加遣址发掘，或亲临博物馆拍照、记录详细资料。令人敬佩的是三上先生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远涉重洋、不畏艰辛，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动脉道都开罗）遣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对出土的六，七十万片瓷片进行了逐片的分类和比较，其苦不可言喻，精神可佳。正是这种虔诚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古陶瓷文化特有的魅力和海外学者精研探求的文化责任。三上次男所著的《陶瓷之路》（1969年初版，十年内再版十一次）一书，可谓是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他以考察路线为纬，以中国古陶瓷在各国的出土为经将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发展通过陶瓷贯穿在一起，奠定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学术地位。正如三上次男所说：“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连结着一根坚强有力的陶瓷纽带，它同时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陶瓷之路中，三上次男介绍了中国吓陶瓷在“陶瓷之路”上的出土、收藏，中国瓷器的销行路线，时代背景、瓷器断代、风格特征、工艺制造、贸易性质、文化内涵、民族喜好等，并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分析中国古陶瓷的文化扩张力；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前瞻性的研究远景------在世界史上，东西方贸易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希望年富力强的研究者，继续钻研，为获得更为世大的成就。《陶瓷之路》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化交流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是世界陶瓷学界的一本名著，正如日本小学馆的《世界陶瓷全集》评价的：“三上次男博土所著的《陶瓷之路》记录了目击器物，是一部杰出的著作。”的确，三上次男提出的“陶瓷之路”这一概念与1877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一样，为世界海交史、贸易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叩开了智慧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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